从上海到咸阳:外婆在西北橡胶厂支内的33年

发布时间:2021-08-30 10:48:48   人浏览 来源: 橡胶技术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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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候家里一直是外婆掌勺,红烧肉圆、糖醋排骨是她的拿手菜,也是我最爱吃她烧的菜。外婆说话嗓门很大,我经常还没到家就能听到她的声音。孝顺、热心、好助人为乐,是和外婆接触过的人眼里的她。现在,她每天的生活重心几乎都围绕着太婆转。每次大家族里有人生病,外婆也都一马当先去照顾。作为共产党员的她,小区居委会的党员会议一次不落,每天认真地刷学习强国。她也和众多上海阿婆一样,喜欢噶讪胡,炒股,看烧饭和养生节目,经常活跃在家族群里,转发各类小道消息。

1971年,外婆抱着儿子,也就是我的舅舅。

这些都是自我有记忆起,脑海里的外婆印象。我出生时,外婆就已经五十几岁了,所以我不曾知道,她年轻时的模样。如果不是妈妈告诉我,我不会知道,外婆曾经在陕西咸阳“支内”(支援内地建设),呆了整整33年。就像外婆那一辈人一样,她曾身体力行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。西北的黄土高坡见证了她从一个20岁的小姑娘“琴”变成53岁的外婆。

尽管外婆经常包揽家族的一切事务,做事雷厉风行,像是大姐,但其实她在7个兄弟姐妹里排第五。在1960、70年代,太公太婆和他们的7个孩子走上了不同的建设祖国的道路。一家9口人,1个当兵,4个到外地插队落户,4个留在上海的工人……

老大在1950年参军,当文艺兵。老二是上海钢铁一厂的工人。1960年,18岁的老三支援内地建设,去了山西太原。1963年,老四也紧跟哥哥的步伐做 “支青”,加入新疆建设兵团。

“琴”的父亲在上海铁路局工作,母亲在纺织厂忙着做活。哥哥姐姐有的上班,有的远走他乡支援建设,12岁的“琴”成了家里最大的孩子,她必须一人独当一面,带妹妹、烧饭、做衣服……为了给自己和家人多添几套新衣,“琴”从外面买来做衣服的纸板,自学缝纫。或许,长大后她可以开一家裁缝铺。

但当时,祖国更需要她,街道已经给她分配好了任务。1965年,刚满18岁的“琴”成为了“支内”,先在上海橡胶厂接受一年多的培训,再前往陕西咸阳支援当地建设。不久,老六也去了安徽黄山做“支内”,年龄尚小的老七留在了上海环保局。

1967年4月份,20岁的“琴”与她的兄弟姐妹一样,收拾好一个大行李箱,装好春夏秋冬的衣服、被褥和毛毯,作好了一别数年的准备,一人踏上了远离家乡的旅途。

“琴”先坐火车到达南京,那时还没有横跨长江的大桥,她和其他六十几名“支内”只能坐轮船摆渡到对岸。轮船很小,只有两节,八个小时后,他们才全数坐上开往咸阳的绿皮火车。

39个小时,“琴”记得很清晰,她坐的是硬座,车内很拥挤,行李架被塞得满满当当,过道、甚至厕所都站满了人。下了火车,他们坐上敞篷的大卡车开往他们日后生活和工作的地方,西北橡胶厂。卡车出发了,轮胎刮起一阵黄土地的风沙。路途遥远,但沿途并未有多少风景。经过了一个棉纺织厂后,映满眼帘的只剩下荒无人烟的黄土高原,和远在天边的秦岭山脉。这就是“大西北”。

橡胶厂里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,天津、北京、沈阳……从上海到咸阳,从南方到北方,“琴”最大的感受是“吃不惯”。在上海,尽管物质也很匮乏,一家几口挤在20几平方米的屋檐下,“琴”一家还是能用各种粮票换来白米饭、细面和炒青菜。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“琴”只能到乡下的地里挖野菜的梗吃,把稀少的大米煮成烂糊的稀饭。而在咸阳,能吃到的只有粗粮,像石头一样硬的窝窝头、包谷米、包谷面,难以下咽。那以后,“琴”和上海的同事们每每回家,都会背回来一大袋二三十斤的大米。就连小孩来看父母,也要承担起这个带米的重任。

1975年,外婆与车间同事的合影,右边第二是外婆,只有她当时往外瞟了一眼,没看镜头。

“琴”在生产橡胶管的车间工作。她尤其注重卫生,每天7点钟提早到厂,6点钟晚下班,起早贪黑地做工,打扫卫生……自1969年开始,“琴”每年都是厂里的劳模,家里放着好几个单位送的“铜吊”(水壶)。颁发的奖状多到能捆成一大包,不懂事的女儿甚至拿来做包书纸,被班主任骂了一通。

在那个特殊年代,广播里放着毛主席语录,上班前、下班后的班会上,他们都要拿出随身携带的“小红本”,朗读背诵,那些话早已烂熟于心。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,上面派下了10万米止血带的任务,必须完成。厂里气氛紧张,“人能停,机器不能停。”为此,“琴”三天三夜没有回过家,几乎不眠不休,撑不住就在案板上眯一会儿。身旁的机器一直冒出蒸汽,使三四月温和的天气蒙上一股热浪。

1979年,外婆在车间工作,加班加点生产止血带,最右是外婆。

外婆在谈到“支内”的那些年时,她的情绪与往常一样激动,好像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,每个人都经历过的。当我问到文化水平时,她声音变小了,说自己上学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,对学习不太积极,“我初中毕业倒好了,说不定可以留下来。”然后她像突然反应过来一样,手一挥,好像在驱赶空气中的什么东西,说:“这个不要写,丢人的。”

外婆每说完一段话,就会总结一样感叹道,“真苦,那时候是真的苦。”“真苦”这个词我已听了不下十遍。在我的印象里,外婆一直都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人,从来不抱怨,我难以想象她口中的苦。好在那些日子她有外公“忠”的陪伴。

“忠”当初在上海橡胶厂做学徒时,对“琴”一见钟情。一开始,“琴”并未接受忠的表白。但“忠”很坚持,跟着“琴”去“支内”,一路追到了咸阳,与“琴”一起在橡胶厂工作。“琴”被他的真诚感动,在1970年,他们到西安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那时候的结婚证只是两张薄薄的纸,远看像奖状一样。最上方有毛主席“实现婚姻自由,男女平等”的大红字。没有任何仪式,只有一张两人的黑白照片留念。

1970年,外公和外婆的结婚照。

1971年,“琴”生了个儿子。第二年,女儿出生,也就是我妈妈。工厂的生活太忙,直到“琴”分娩前一周,都还在工作。他们根本没时间带孩子,也心疼孩子跟着他们受苦,所以“琴”回上海休产假时,把两个孩子留给了母亲。每隔两年,一家才能团聚。在父母回来的那天晚上,孩子会反反复复地从睡梦中猛地清醒,强撑着疲累的眼皮,等他们到家。

1974年,外婆抱着我妈,外公抱着舅舅的一张全家福。

我的妈妈11岁时,她和舅舅回到了父母身边。妈妈初到咸阳,看到“只在电影里有”的光着膀子、头上扎着白布条的农民,和周围的荒地,简直和上海一个天一个地,她登时吓哭了。那是许多支青、支内子女的困境,他们既想呆在父母身边,又难以适应当地的环境。妈妈在咸阳呆了七八年,才回到上海,遇到了我爸。她很爱吃西北美食,凉皮,肉夹馍……她总感叹,“我们西北橡胶厂那儿的凉皮最好吃。其他地方都比不上。”她会找那儿的朋友帮她买一箱箱的凉皮寄到家里。

1995年,“琴”48岁,因军工厂工作涉及有毒有害物质,她可以提早退休。“琴”在职期间表现优异,厂里继续聘用她培训新人。直到2000年,“琴”才真正地回到故乡,上海。2001年,我出生了,“琴”当上了外婆,成为了我记忆中的她。

1985年,妈妈、舅舅、外公外婆、太公太婆在西安游玩的合影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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